OPPO遭腾讯起诉:“拦截导流”惹来官司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18-09-11 02:09

  围绕用户群的“跑马圈地”又有新争端。近日,腾讯公司直指OPPO手机拦截用户下载其软件,并阻碍软件运行,构成不正当竞争,向法院提请了“诉前禁令”。法院责令OPPO立刻停止侵权行为。

  据报道,腾讯起诉OPPO的核心事实是“拦截导流”。具体而言,OPPO手机用户通过腾讯官方网站下载腾讯手机管家软件时,手机会弹出包含“用户需自行承担可能的手机损坏和数据丢失风险”“身份验证”等内容的页面。

  而当用户在OPPO手机上已完成腾讯手机管家软件的安装,并通过其下载其他APP时,OPPO手机会弹出页面,要求用户登录OPPO账号,并验证身份,否则无法安装已下载的软件。与此不同,通过OPPO手机应用商店下载相同软件时,则不会弹出此类页面。

  对于本案的是非曲直,双方已通过诉讼途径解决,本文不做评判。但是,围绕用户端应用分发市场的争夺,燃起硝烟的却不只是腾讯和OPPO。

  2016年3月,奇虎360公司将小米公司诉至法院,称用户通过小米MIUI操作系统的移动终端,从360手机助手中下载安装软件时,MIUI系统均会弹窗阻止该进程,并提示“从非官方来源安装应用可能存在风险”等类似信息。今年1月,应用宝与VIVO手机也发生纠纷,双方争议的内容包括在用户下载安装应用宝软件的过程中,VIVO手机反复弹窗提示、设置倒数读秒默认取消安装、设置跳转至“VIVO应用商店”链接按钮等情况。

  在手机金融、移动支付等产业蓬勃发展的今天,手机早已不只是单纯的通信工具,而成为了涉及用户生活方方面面的信息终端。手机及其存储的信息,在很多情况下已经成为识别用户身份的凭证。此时,确实有相当数量的恶意软件盯上了这块“蛋糕”,试图通过欺诈、诱导的方式侵入用户手机,攫取不正当乃至不法利益。如今安全软件行业的繁荣,就是对这一趋势的自然反应。因此,在用户知情的前提下,为其提供扫描、识别、清理恶意软件、有害信息的服务无可厚非。

  但是,在普通用户对安全软件具有特殊信赖的情况下,也发生了安全软件提供者滥用此种信赖,通过不当操纵信息提示,影响用户对手机应用的知情权、选择权的现象。因此,当发生此类纠纷时,如果争议一方初步证明其软件具有正规来源与分发渠道,则应当由发出警示信息的一方,就其风险提示的合理性进行证明。

  而如果争议方证明其曾经就所谓“误报”向安全软件提供方进行通知,应当加重接收通知一方的证明责任。其应当证明,在收到通知后,对于目标软件风险进行了实质性分析。如果此后该软件仍然提示存在风险,不能以简单的“从外观看存在风险可能”予以抗辩。

  本案目前的另一看点,在法院发出的“诉前禁令”上。据媒体报道,根据腾讯公司的申请,武汉中院做出了裁定,要求立即停止侵权,并禁止当地一家手机经销商销售OPPO手机。

  诉前禁令是指提起诉讼前法院责令侵权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法院有权依照一方当事人请求,采取及时有效的临时措施,以防止迟误可能给权利人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或者证据被销毁的危险。

  这当然不是法院“未审先判”,而是腾讯公司合理利用了2012年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引入的一项新制度。民事诉讼法第100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这一条款中,人民法院可以责令被申请人作出一定行为或禁止作出一定行为的内容,在法律上称为“行为保全”制度。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行为保全制度的引入,主要是为了避免在诉讼未决时,侵权人的作为或不作为给权利人造成事后难以弥补的损害。从这一意义上说,与传统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财产保全相比,行为保全具有给付性质,更类似于先予执行。也因此对权利人的保护更为周严,但反过来如果错误保全,对当事人造成的损害也更为严重。

  所以,人民法院在判断是否应当做出行为保全时,应当审查申请是否具备以下条件:1、有初步证据表明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正在或者将要受到被申请人的侵害;2、如不采取行为保全将会给申请人造成损害或者使其损害扩大;3、如不采取行为保全可能给申请人造成的损害大于如采取行为保全可能给被申请人造成的损害。

  但如采取行为保全会损害公共利益的,不得采取行为保全。同时,保全的对象与正在进行的诉讼应当存在关联。也就是说,如果诉讼进行完毕,在理论上保全涉及的利益应当被诉讼结果涵盖。

  目前,行为保全主要适用于家事与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此前法院针对综艺节目“中国好声音”名称下达的使用禁令,以及今年3月反家庭暴力法出台时广为社会关注的人身安全保护令,都属于典型的行为保全方式。

  腾讯与OPPO发生争端,让人不由联想起此前其与苹果的“小矛盾”。但二者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别。

  从行为上看,在“拦截导流”案中,腾讯指责对方利用嵌入定制系统的安全软件,不正当阻止用户安装使用其应用分发软件,间接引导用户使用系统自带的应用市场,从而实现对用户群的截流。而在腾讯和苹果之争中,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于苹果方试图按照一般支付模式,从微信赞赏中分得三成收益。

  从主体上看,腾讯与OPPO虽非直接竞争关系,但如果安全软件与应用市场同为OPPO手机定制系统的组成部分,则安全软件对腾讯手机助手的不当排挤,可能提高自家同类软件的利用率,造成用户截取,从而构成应用分发软件行业的不正当竞争。而就微信而言,苹果与腾讯则分别为平台方与应用提供方,二者之间存在推广手机应用的合同之债,却不存在典型意义的竞争关系。

  值得讨论的是,在类似情况下,能否认定苹果appstore在ios中构成垄断?的确,appstore与ios的不可剥离性决定了每名ios用户必然会触及该款应用分发软件,而ios的封闭性又决定了用户几乎不可能选择其他替代产品。从这一点上来说,appstore确实在ios中获得了支配性地位。但是,ios与苹果产品的捆绑式策略,使得二者互为唯一的对应关系。在这一情况下,苹果硬件、ios及其组成部分,在总体上构成了具有特定功能和特征的产品。不过,苹果产品在相关消费电子领域尚未取得市场支配地位的情况下,仅将ios作为单一市场进行垄断评判可能缺乏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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